君子之道读后感（精选2篇）

君子之道读后感 篇1

　　余秋雨先生《君子之道》一书向国人诉说读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塑造良好的集体人格，这一点实属可贵，因为他强调出中国文化的重要；这一点又实属可悲，因为国人谋利而不谋义。此书中余先生认为的中国人应该有的人格九要素：君子怀德，君子之得风，君子坦荡荡，君子有礼，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中庸，君子不器，君子知耻。

　　余先生认为这种理性化的君子人格设计应该成为每个国人追求的标准，唯此才可佑保我中华文化不绝，既寿永昌。

　　读完后有两个问题闪烁在我的脑海中？

　　其一，中国文化有无沦丧的和君子未死，人格未溃是否有必然关系呢？

　　其二，非君子人格就排斥吗？

　　先说说第一个问题吧。

　　中国的文化果真没有沦丧吗？其实我们看看自己及周围人所用，所吃，所穿，所学……就知道了。所以自上个世纪以来，国人一直呐喊民族复兴。国人因文化沦丧就完全丧失了余先生所说的君子人格了吗？显然不是，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里，仍有一批怀德之士步履维艰地前行。

　　第二个问题：非君子人格就要排斥吗？我们可以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历史进步的第一个推手呢？

　　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那些野蛮人，非君子往往承担历史推手的第一重担。纵览中国历史的沿革，每一次王朝更迭的首发者（秦始皇、刘邦、赵匡胤、朱元璋等）是非君子，因为他们怀土不必怀德，因为他们敢于走极端不必谋划中庸……这往往能迸发出新的创造活力。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曾下达两次无限制的移民令，结果大量在国内混不下去的人蜂拥涌向了美国迈阿密，正是这批移民造就了今天迈阿密在美国的重要地位。（迈阿密是仅次于纽约、华盛顿的国际性大都市，是许多公司、银行和电视台的总部所在，是文化的大熔炉，被称为美洲的首都）

　　所以非君子这种第一推手的作用不可否认，绝对不能忽视。

　　总之，余先生的君子人格标准固然很重要，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国人人格的正向发展，但我更希望我们也要为非君子的生活开辟一定的空间，他们的生活同样精彩。

君子之道读后感 篇2

　　我读余秋雨这篇文章，心中很佩服作者的读书功力及记忆力，笔触所到，思随文至，传统经典信手拈来；层次、段落，似无刻意打造，却自成体系，可能是一种读书的高境界罢。我的疑虑主要是就作者为文的总立意来的。君子之道，就是剖析君子，歌颂君子，褒奖传统，拜服经典吧。然则，君子、传统、经典就真的这么重要么？联系到20多年来社会上掀起的一股股崇古覆儒的思潮，我总在忧虑它们到底要将中国引向何处。于是，我开始认真阅读此文，并将自己的思索追问逐一记下。

　　首先，余秋雨谈到了西方学者荣格，讲到他关于文化的作用在于培养集体无意识的人格。这个观点说得玄乎，其实从思想灌输的角度看则很清晰：无非一个民族的观念文化熏陶其后代所致的思想思维特点，并且由此而发的特定行为方式和文明类型罢了。余秋雨关注的可能在于荣格看重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中国不要跟着西方走的希冀，特别还推出了道家物极必反法则远超西方思想。余的这段文字很值得质疑。现代化是不是跟西方走？物极必反的道理究竟有多深，中西于此（具体）所受益损究竟何在？

　　余秋雨对于中西文化的总体属性有一个简赅的概括，即西方是霸道文化，中国是王道文化。霸道文化者，可能着意于其侵略性破坏性，王道文化者则是强调其自修德行圆满。问题是这种概括似乎只是存在于作者心中美好想象中的概念。读者只要稍微回到几千年中西历史的无穷事实中去想，从中西各自在其基本思想理念引导的发展趋势下去想，就根本得不到这样的结论的。简单的诘问可这样下，请余秋雨思考回答：其霸道文化建基于平等意识，王道文化建基于等级意识，何谈后者之优？

　　当然，余秋雨看重的王道文化自修功德也不全是无稽之谈。实质上所谓内圣外王说到底还就是儒家的修齐之道。人们通过各自的道德修养来提升自身素质很有必要。但这种修养未必仅只中国人独有。事实上，基督教的繁复诵读经书、牧徒忏悔赎罪和现代心理学讲究的自省自究，未必就不是另一种修齐之道。从儒家一些基本思想理念所具有的落后性去分析，王道文化也注定了存有许多破漏。比如上面提到的等级意识就是一个牺牲多数的渊薮。由其执鞭，个体修养之域尚可，社会群体却是压抑性的、无知性的、被动性的。

　　联系后文，余秋雨讲到自己曾写过小人，那是对一些顽劣人性的批判，现在则是对立于小人写出其君子以及褒赞，作者似可长抒口气，叹为大成了。可是我左读右想，并没有觉得余秋雨的这篇君子题材有什么大好大善的。联系实际评价的话，倒认为余文更多的是书生意气。我的逻辑是这样的，歌颂君子寻找君子实践君子，已经是中华文人几千年乐此不疲的热闹话题，但它一直从来都没有真正使故国的君子更多起来。为什么？因为传统观念文化的落后性使然必然。坐而论道不如扎实学习先进，治国还靠法治。君子不如法治。

　　为什么君子不如法治？其答案应与为什么人治不如法治相似。人性总是两面的，思想信仰才是确定的，法治规束则能够让习惯成自然。人性的两面性可分许多两两相反的对立取向，如善良性与恶毒性、上进性与堕落性、文明性与野蛮性、仁爱性与仇恨性、真诚性与虚伪性、全面性与片面性，等等。任何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会存在这两种人性的可能，只是被其当即的思想状态才确定了其行为取向的。所以由既定的思想信仰来确定人们的行为具有根本性意义。而法治的规束则能强制性地确定人们行为习惯的发展走向。

　　上述可见，余秋雨的君子之道实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书生空议。要命的是像这种脱离实际的思考常常普遍地存在于儒家及崇拜者中。他们脱离的实际不是别的，就是中西文明发展不同类型及其趋势下无穷对比鲜明的事实而已。在这个视角下，更可看清儒家君子（学说）之难：在信仰之弱，在神督之缺，在思维之浅。儒家最终追求没有上升到纯粹崇高的精神层面，停留在低下的器物利益中而意志不坚。崇拜凡人偶像，行为缺乏神只监督的巨力。缺信仰，求器物，势必思维肤浅；进一步看，思维肤浅则造成了君子不力。